张之洞苦心建立的汉阳铁厂一战时期竟然“贡献“日本上千万银元

  世人皆知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更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湖北督抚任上，倾尽全力建设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这座被誉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钢铁巨擘，曾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倾注了张之洞毕生心血的工业基地，却在一战期间沦为日本人的＂提款机＂。短短数年间，竟让日本攫取了上千万银元的暴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历史故事？

  1894年的一个清晨，湖广总督张之洞站在龟山之巅，凝望着脚下这片滨江之地。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爆发仅有数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反复勘察了整整两年。这片土地便是后来汉阳铁厂的所在地，距离武昌城仅一江之隔。

  张之洞选择这块地址可谓用心良苦。其一，这里临近长江水道，运输便利；其二，背靠龟山，既可就近取材，又能防患未然；其三，这里是军事要地，与即将建成的汉阳兵工厂形成联动之势。

  当年六月，张之洞上书朝廷，请求拨款兴建铁厂。他在奏折中写道：＂今日之急务，莫过于制造军器，而制造军器之本，又在炼铁。＂清廷很快批复，允诺每年拨款二百万两白银。张之洞随即派遣梁敦彦等人赴欧洲考察，购买设备。

  1894年末，第一批德国工程师抵达汉阳。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设备，这中间还包括六座比利时高炉。这在当时的亚洲，堪称开创之举。张之洞还从北洋水师天津机器局调来了精通外语的工程师徐寿，让其担任总工程师一职。

  然而，建厂伊始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朝廷承诺的二百万两年度拨款，只到位了一次就再无下文。张之洞不得不四处筹措资金，甚至典当自己的部分家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为国办事，何惜此身。＂

  1895年春，汉阳铁厂开始动工建设。张之洞调集了湖北各地的能工巧匠，昼夜不停地施工。工地上除了本地工人，还有不少德国技师。他们在龟山下建起了一座座高大的厂房，架设了纵横交错的轨道。

  为了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张之洞在铁厂旁边专门建立了工业学堂，从各地招收学生，让他们边学习边实践。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技术骨干。

  1896年底，第一座高炉点火成功，产出了第一炉生铁。张之洞亲自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当炽热的铁水流出时，在场的中外工程师都激动地鼓起掌来。这座被称为＂大冶铁政＂的工业基地，终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矗立起来。

  到1897年时，汉阳铁厂已发展成为一座拥有六座高炉、数个轧钢车间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它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在世界上也仅次于德国克虏伯公司，位居第二。

  汉阳铁厂虽已建成，但很快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897年春，一份来自铁厂的报告摆在了张之洞的案头：原料供应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生产。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煤炭供应，二是铁矿石运输。

  当时，铁厂最近的煤矿在江西萍乡，但其产量仅能满足铁厂三分之一的需求。无奈之下，铁厂只得从河北唐山的开平煤矿购煤。然而，由于运输距离遥远，每吨煤炭运抵武汉时的成本已达17至18两白银。加上装卸费用，几乎与当时每吨20两的生铁市价相当。

  铁矿石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冶铁矿虽然储量丰富，品位优良，但从矿区到铁厂需要经过多次转运。先用马车将矿石运到阳新码头，再装船运往铁厂。每逢雨季，运输几乎瘫痪。1897年夏季的一场特大暴雨，导致运输中断达半月之久，铁厂被迫停产。

  面对这种困境，1898年初，张之洞不得不考虑改变铁厂的经营方式。通过幕僚的引荐，他找到了当时声名显赫的上海商人盛宣怀。盛宣怀此前在洋务企业管理方面颇有建树，曾成功运营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

  在与盛宣怀的几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一项复杂的协议：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全权负责经营，同时获得相关铁路的经营权和产品销售的自主权。这个决定实际上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官督商办＂的先河。

  盛宣怀接手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通过个人在上海的关系网，从德国和日本筹集到了300万两白银的贷款。这笔资金大多数都用在扩建萍乡煤矿。经过改造，萍乡煤矿的产能翻了近一倍，每吨售价降至11两白银，大大缓解了燃料成本压力。

  其次，盛宣怀改革了运输体系。他在阳新至大冶之间修建了一条轻便铁路，又购置了数艘专门的运输轮船。这一举措使得铁矿石运输成本降低了近三成，运输效率提高了一倍多。

  在管理制度方面，盛宣怀引入了严格的考核制度。他规定每座高炉一定要保持详细的生产记录，并建立了奖惩制度。工人的工资与产量和质量挂钩，这在当时的中国工业界是一个创举。

  到1899年底，汉阳铁厂的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当年的产铁量达到了4万余吨，较改革前增长了近五成。更重要的是，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所产钢材已能满足铁路建设的技术要求。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背后埋下了隐患。大量外债的引入，使得外国势力开始渗透到企业经营中。特别是日本方面，在提供贷款的同时，慢慢的开始谋划着如何通过债务来控制这座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1900年的一个深秋夜晚，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正在撰写一份密报。这份密报详细记录了汉阳铁厂的生产能力、设备状况和财务情况。在报告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此厂设备精良，具有极大发展的潜在能力，若能掌控，将为帝国带来非常大利益。＂

  这份密报很快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格外的重视。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工业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时期，对钢铁终端消费需求迫切。以三井财阀为首的日本工业集团开始重视汉阳铁厂的一举一动。

  1901年春，三井财阀派出了以工程师野村龙太郎为首的考察团，以技术交流为名，对汉阳铁厂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详细考察。考察团发现，汉阳铁厂的德国设备全部符合当时世界一流水平，而大冶铁矿的铁矿石品位高达60%以上，这在亚洲地区极为罕见。

  同年夏天，三井财阀通过在上海的代理人，向盛宣怀提出了一个合作建议：愿意提供500万两白银的贷款，条件是要求获得汉阳铁厂30%的产品优先购买权，且价格要比市场价低两成。这个建议被盛宣怀婉拒。

  但日本并未就此放弃。1902年，日本驻武汉领事馆新增了一个商务专员职位，由精通中文的高田正武担任。高田开始频繁出入汉阳铁厂，与工厂管理层建立了密切联系。他每月都会向东京发送详细报告，内容有铁厂的生产数据、技术改进和财务状况。

  1903年初，日本方面改变策略，转而对汉阳铁厂的债务人下手。他们以高于市场利率的条件收购了德国在汉阳铁厂的部分债权。到1904年底，日本已经掌控了汉阳铁厂近40%的外债。

  与此同时，日本还派遣了多名技术人员以顾问身份进入汉阳铁厂。这些人表面上是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实际上却在暗中收集企业内部信息。其中一名叫做山本一郎的工程师，甚至绘制了一份详细的厂区平面图，标注了所有重要设备的位置和性能参数。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对钢铁的需求激增，汉阳铁厂成为其重点争取的对象。当年秋天，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亲自到武汉，以＂加强中日工业合作＂为名，向湖广总督提出了一份合作方案。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日本愿意提供1000万两白银的低息贷款，条件是获得汉阳铁厂60%的产品支配权。

  这个方案虽然未能立即实施，但日本已经在汉阳铁厂布下了一张细密的网。通过债务、技术人员和商业合同等多种手段，日本对汉阳铁厂的影响力日益加深。到1906年，汉阳铁厂生产的钢材中，已有超过四成销往日本。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席卷全球的大战，意外地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获取暴利的机会。当年8月，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东京发出一份加急电报：＂欧战爆发，英德各国无暇东顾，汉阳铁厂正处于最佳接管时机。＂

  此时的汉阳铁厂，年产能已达到8万吨，其中约5万吨为优质钢材。由于欧战爆发，欧洲各国停止了对外钢铁出口，这使得亚洲市场的钢铁价格迅速攀升。1914年底，钢材市场价格较战前上涨了近一倍。

  1915年1月，日本三井财阀派出了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武汉。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方案：以2000万两白银收购汉阳铁厂70%的股份。这个价格比铁厂实际价值低了近一半。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在随后的谈判中，同意让日方获得更大的产品支配权。

  1915年3月，一份新的合同在东京签署。根据这份合同，日本获得了汉阳铁厂75%的产品优先购买权，价格按照1914年的水平执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日本可以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钢材，然后以两倍甚至三倍的价格转售给其他国家。

  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每月都有数艘日本货轮停靠在汉阳铁厂的码头。这些货轮满载着低价购得的钢材，运往日本、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仅1915年一年，日本从中获得的差价就高达600多万两白银。

  1916年，战争进一步升级，钢材市场价格再创新高。日本借机提出要修改合同中的价格条款，但这一要求被中方拒绝。日方随即采取了更激进的手段：经过控制煤炭和铁矿石供应来施压。当年秋天，汉阳铁厂一度因原料短缺而被迫减产。

  1917年初，一份来自日本外务省的内部统计显示：自欧战爆发以来，日本通过汉阳铁厂的钢材转售业务，已经获利超过1500万两白银。这一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当年日本在中国的所有投资总和。

  更令人咂舌的是，日本还通过操纵运费获取额外收益。他们规定所有运往日本的钢材一定要使用日本轮船，运费比正常水平高出30%以上。1917年全年，仅运费差价就为日方带来了近200万两白银的收入。

  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日本从汉阳铁厂攫取的总利润已超过2000万两白银。这笔巨额利润为日本战后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而汉阳铁厂却因长期的低价供货，加上设备未能及时来更新，生产能力开始下降。一份1918年底的厂务报告数据显示，铁厂的设备利用率已降至60%以下。

  1919年春，巴黎和会结束后，一份关于汉阳铁厂的调查报告出现在北洋政府的办公桌上。报告详细记录了过去五年间日本对铁厂的种种控制手段：从原料供应、设备维护到产品营销售卖，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已落入日方掌控。

  1920年2月，日本三井财阀再次提出收购方案。这一次，他们提出以3000万两白银收购汉阳铁厂全部产权。这样的价格虽然比1915年的报价高出不少，但考虑到当时钢铁价格已翻了三倍，其实就是个极低的价码。

  面对这个提议，北洋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支持出售的一方认为，铁厂设备老化严重，需要大量资金更新；反对的一方则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最后一座大型钢铁企业，不容有失。争论持续了数月之久。

  就在政府犹豫不决时，日方开始采取实际行动。1920年下半年，他们第一步切断了铁厂的煤炭供应。原本从萍乡运来的煤炭突然价格翻倍，而日本控制的开平煤矿则以＂产量不足＂为由，拒绝供货。

  接着，日方又控制了铁路运输。他们通过在京汉铁路的影响力，故意延误运送给汉阳铁厂的物资。1920年10月的一份记录显示，一批从天津发出的备件，用了整整45天才运到武汉。

  1921年初，情况进一步恶化。日本收紧了贷款条件，要求铁厂提前偿还部分债务。同时，他们开始在亚洲市场上低价倾销日本国内的钢材，导致汉阳铁厂的产品滞销。

  到1921年夏天，铁厂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当年7月的生产报告数据显示，由于原料短缺和设备故障，四座高炉中只有一座在正常运作。工人工资已经拖欠了两个月，很多技术工人开始离职。

  1921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工潮爆发。近千名工人罢工要求发放工资。这次事件成为日方施压的新把柄。他们声称，如果不尽快解决工潮，将收回所有贷款。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最终同意了日方的收购要求。一份详细的资产转让协议在天津签署。根据协议，日方将分三年付清收购款，同时承诺保持现有工人的工作岗位。

  1922年1月，当日方的管理人员正式接管汉阳铁厂时，这座曾经的亚洲最大钢铁联合企业已是满目疮痍。大部分设备年久失修，厂区的许多角落堆满了废弃的零件。位于江边的码头上，那座标志性的铁塔也已经锈迹斑斑。

  当年春天，日方对铁厂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他们拆除了部分老旧设备，将产能降至原来的一半，主要生产一些技术上的含金量不高的普通钢材。这座满载着中国早期工业化梦想的工厂，就这样沦为了日本在华工业体系中的一个普通附庸。

  就是现在，我们有不少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被外资控制，外国资本还在不停的渗透，民族企业危在旦夕。

  看看汉阳兵工厂（抗战时的兵工署21厂）的“汉阳造”制造情况。 要没有张之洞的底子，抗战时期的武器弹药制造会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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